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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时期(The Period of Divided Kingdom)

第一节 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所罗门王统治末期的种种失误已埋伏了国家南北分裂的因素。所罗门王在位时期,偏袒南方犹大支派,增加了北方支派的离心倾向。本来支派的关系早已显然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南派称“犹大”,北派称“以色列”。所罗门王一死,这个持续不满一百年的统一王国很快就宣告分裂。



一、南北国分裂的基本因素

  促成王国南北分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积重日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但分裂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的几个方面:1.经济上的原因:所罗门王在位期间的大兴土木和维持长期的宫庭奢侈生活造成国家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与劳务负担。由于所罗门对南方支派的偏袒政策,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北方众支派百姓的身上;2.政治上的原因: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的领袖都是群众推选出来的,深受群众所拥戴,王国时期的扫罗王和大卫王是先知和百姓所拥立的。大卫王死后,所罗门王是在众兄弟的争夺中最后由年迈的大卫王圈定的。但到了所罗门王一死,年轻无知的儿子罗波安却直接承继王位,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北方支派的百姓采取镇压的政策,于是不可避免地触发北方众支派联合一致,坚决与南方的犹大支派正式分离;3.宗教上的原因:所罗门王晚年大量引进异族宗教,起因由于早先广纳妃嫔,这些异国皇后、妃嫔也带来异族的神明,后来所罗门王也为她们建造异教神庙,如西顿人的女神亚他录、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摩押人的神基抹等(《王上》11:1~8)。这些行动引起先知的严厉谴责,有一先知名亚希雅就秘密策动北方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起来谋反,要推翻所罗门政治上的统治,制止所罗门在宗教上的倒行逆施;4.地理和社会的原因:本来王国南北在地理与社会的特点已有根大的差异,南方犹大高原比较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社会风气保守;北方则处于埃及与叙利亚和东方世界的交通要道,社会比较开放,与外界接触较频繁。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加速了南北方政治上的分离。



二、罗波安与耶罗波安

  所罗门王死后,儿子罗波安接续为王,此时南北支派关系极为紧张。罗波安来到北方的示剑,目的在于进行安抚和稳定局势以确立其王权地位。这时北方支派以耶罗波安为首向新王罗波安提出减轻赋税与劳役负担的要求,遭到无知的罗波安的断然拒绝,触发矛盾激化。罗波安掌管劳役的官吏被北方愤怒的群众打死。北方众支派拥立耶罗波安为北国以色列的王。此事件之后,统一的王国正式分裂为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分国之后,北国以色列处于较优越地位,其土地面积大、人口多,又处于埃及与东方的通商要道,具有与外国发展通商贸易的有利条件。南国犹大则地处高原贫瘠山区,远离东西商业通道,交通不方便,条件远远不如北国以色列。但犹大国的不利条件,却同时具备了有利的因素,即由于地区较闭塞保守,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国家比较稳定,统治的家族一脉相传,三百多年之间,只发生过一次亚他利雅篡位当了六年女王的特殊事件。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就不一样,虽兴盛一时,但国家内部极不稳定,由上到下风气败坏,二百多年之间,弑君篡位屡屡发生。北国经历了十九王统治,但分属九个不同的统系,事实上就是经历九场“改朝易代”,有的篡位的王在位不满一个月,甚至有当王数日就被推翻或被刺杀的。

  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在位22年(约公元前933~912年),他为巩固南北两国政治上的分离,在宗教上采取一些措施:在北国南部的伯特利和北部边界的但设立两个圣所,铸造两个金牛犊安放其间,并单独规定节期,立凡民为祭司,阻止北国百姓到耶路撒冷献祭,从而消除北国臣民对耶路撒冷的响往,巩固北国以色列政治上的安定。南北国分裂初期,彼此间有较强烈的敌视情绪,并爆发长期的战争。耶罗波安一度由示剑迁都至河东的毗努伊勒,以后又移到得撒(Tirzah),得撒在示剑北面,是一座美丽城市(见《雅歌》6:4),作为北国初期的首都,一直到暗利为王时,才正式建都撒玛利亚(《王上》16:24)。

  南国犹大第一个王罗波安统治犹大国17年(约公元前933~917年),在位期间除与北国发生持续的战争外.还遭受一次外敌沉重的打击与劫掠: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第22王朝的法老谢寿恩克一世(Sheshonk I 公元前945~924)入侵犹大,劫掠耶路撒冷,夺走圣殿的金器财宝。近年在米吉多发现的埃及碑刻,就有记载谢寿恩克掳掠耶路撒冷的事实。在埃及卡纳克神庙的一面墙上谢寿思克以埃及象形文字记录此次进攻巴勒斯坦的胜利战功。圣经对此次事件的记载颇为简略,但却证明了确有其事:《列王纪上》14:25~28记:“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即谢寿恩克)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罗波安死后,子亚比央继位,只二年,又传给儿子亚撒。由于遭受北国的攻击,亚撒以重金求助于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便哈达出兵攻击北国,借以解救南国之危(《王上》15:16~22),但从此亚兰国势力被引进犹大,成为以后犹大长期的心腹之患。

  北国耶罗波安死后,儿子拿答继位,约只一年,就被以萨迦支派的巴沙杀害,从此开始北国初期频繁的篡权斗争:巴沙剿灭耶罗波安全家族,巴沙死,传子以拉,部下心利刺杀以拉,也消灭巴沙全家族。心利此举不得民心。元帅暗利率兵围困首都得撒,心利在宫中自焚,只作王七日,暗利上台,建立了北国第一个较稳固的暗利—亚哈王朝。

第一节 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所罗门王统治末期的种种失误已埋伏了国家南北分裂的因素。所罗门王在位时期,偏袒南方犹大支派,增加了北方支派的离心倾向。本来支派的关系早已显然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南派称“犹大”,北派称“以色列”。所罗门王一死,这个持续不满一百年的统一王国很快就宣告分裂。



一、南北国分裂的基本因素

  促成王国南北分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积重日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但分裂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的几个方面:1.经济上的原因:所罗门王在位期间的大兴土木和维持长期的宫庭奢侈生活造成国家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与劳务负担。由于所罗门对南方支派的偏袒政策,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北方众支派百姓的身上;2.政治上的原因: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的领袖都是群众推选出来的,深受群众所拥戴,王国时期的扫罗王和大卫王是先知和百姓所拥立的。大卫王死后,所罗门王是在众兄弟的争夺中最后由年迈的大卫王圈定的。但到了所罗门王一死,年轻无知的儿子罗波安却直接承继王位,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北方支派的百姓采取镇压的政策,于是不可避免地触发北方众支派联合一致,坚决与南方的犹大支派正式分离;3.宗教上的原因:所罗门王晚年大量引进异族宗教,起因由于早先广纳妃嫔,这些异国皇后、妃嫔也带来异族的神明,后来所罗门王也为她们建造异教神庙,如西顿人的女神亚他录、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摩押人的神基抹等(《王上》11:1~8)。这些行动引起先知的严厉谴责,有一先知名亚希雅就秘密策动北方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起来谋反,要推翻所罗门政治上的统治,制止所罗门在宗教上的倒行逆施;4.地理和社会的原因:本来王国南北在地理与社会的特点已有根大的差异,南方犹大高原比较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社会风气保守;北方则处于埃及与叙利亚和东方世界的交通要道,社会比较开放,与外界接触较频繁。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加速了南北方政治上的分离。



二、罗波安与耶罗波安

  所罗门王死后,儿子罗波安接续为王,此时南北支派关系极为紧张。罗波安来到北方的示剑,目的在于进行安抚和稳定局势以确立其王权地位。这时北方支派以耶罗波安为首向新王罗波安提出减轻赋税与劳役负担的要求,遭到无知的罗波安的断然拒绝,触发矛盾激化。罗波安掌管劳役的官吏被北方愤怒的群众打死。北方众支派拥立耶罗波安为北国以色列的王。此事件之后,统一的王国正式分裂为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分国之后,北国以色列处于较优越地位,其土地面积大、人口多,又处于埃及与东方的通商要道,具有与外国发展通商贸易的有利条件。南国犹大则地处高原贫瘠山区,远离东西商业通道,交通不方便,条件远远不如北国以色列。但犹大国的不利条件,却同时具备了有利的因素,即由于地区较闭塞保守,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国家比较稳定,统治的家族一脉相传,三百多年之间,只发生过一次亚他利雅篡位当了六年女王的特殊事件。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就不一样,虽兴盛一时,但国家内部极不稳定,由上到下风气败坏,二百多年之间,弑君篡位屡屡发生。北国经历了十九王统治,但分属九个不同的统系,事实上就是经历九场“改朝易代”,有的篡位的王在位不满一个月,甚至有当王数日就被推翻或被刺杀的。

  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在位22年(约公元前933~912年),他为巩固南北两国政治上的分离,在宗教上采取一些措施:在北国南部的伯特利和北部边界的但设立两个圣所,铸造两个金牛犊安放其间,并单独规定节期,立凡民为祭司,阻止北国百姓到耶路撒冷献祭,从而消除北国臣民对耶路撒冷的响往,巩固北国以色列政治上的安定。南北国分裂初期,彼此间有较强烈的敌视情绪,并爆发长期的战争。耶罗波安一度由示剑迁都至河东的毗努伊勒,以后又移到得撒(Tirzah),得撒在示剑北面,是一座美丽城市(见《雅歌》6:4),作为北国初期的首都,一直到暗利为王时,才正式建都撒玛利亚(《王上》16:24)。

  南国犹大第一个王罗波安统治犹大国17年(约公元前933~917年),在位期间除与北国发生持续的战争外.还遭受一次外敌沉重的打击与劫掠: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第22王朝的法老谢寿恩克一世(Sheshonk I 公元前945~924)入侵犹大,劫掠耶路撒冷,夺走圣殿的金器财宝。近年在米吉多发现的埃及碑刻,就有记载谢寿恩克掳掠耶路撒冷的事实。在埃及卡纳克神庙的一面墙上谢寿思克以埃及象形文字记录此次进攻巴勒斯坦的胜利战功。圣经对此次事件的记载颇为简略,但却证明了确有其事:《列王纪上》14:25~28记:“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即谢寿恩克)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罗波安死后,子亚比央继位,只二年,又传给儿子亚撒。由于遭受北国的攻击,亚撒以重金求助于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便哈达出兵攻击北国,借以解救南国之危(《王上》15:16~22),但从此亚兰国势力被引进犹大,成为以后犹大长期的心腹之患。

  北国耶罗波安死后,儿子拿答继位,约只一年,就被以萨迦支派的巴沙杀害,从此开始北国初期频繁的篡权斗争:巴沙剿灭耶罗波安全家族,巴沙死,传子以拉,部下心利刺杀以拉,也消灭巴沙全家族。心利此举不得民心。元帅暗利率兵围困首都得撒,心利在宫中自焚,只作王七日,暗利上台,建立了北国第一个较稳固的暗利—亚哈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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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北国以色列两主要王朝



一、暗利—亚哈王朝

  元帅暗利在上台前曾与对手提比尼进行争夺,四年后取得胜利,正式登基为以色列王(《王上》16:21~22)。在位十二年,在得撒作王六年后,在撒玛利亚山上建造撒玛利亚城,建为首都。以后撒玛利亚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暗利在北国以色列是一位颇有建树较为重要的王,近代发现的亚述碑刻中有不少记录暗利的名字和事件,碑文将北国以色列称为“暗利之地”(Land of Omri)或“暗利家”(House of Omri),甚至把数十年后推翻暗利一亚哈王朝的耶户误称为“暗利之子”(Son of Omri)。

  继承暗利的是他的儿子亚哈。亚哈在《列王纪》中显得比其父暗利更加闻名。亚哈统治期间国势兴盛,曾臣服河东的摩押,两次击败北方的强敌亚兰王便哈达(《王上》20:1~34),与推罗、西顿结成防御合作与发展贸易的友好关系。为加强友好联盟关系,亚哈王娶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国内方面,亚哈王财富增加,就在撒玛利亚城为自己修造象牙宫,兴建城邑,对百姓则巧取豪夺,过奢侈生活。《列王纪上》21章记载亚哈和耶洗别霸占良民拿伯葡萄园的详细事例。这件不义的行为,遭到先知以利亚的严厉谴责和咒诅。耶洗别本是异族巴力宗教的热心崇拜者,一心一意努力地发展异国宗教,在这方面耶洗别与先知以利亚之间也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王上》17~19章),这两派势力的斗争延续到以利亚先知的继承人以利沙时代,一直到亚哈王死后十二年,暗利—亚哈王朝被耶户王朝所取代时才宣告结束。

  亚哈王晚年,北方亚述王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 公元前860—825)对巴勒斯坦的威胁加剧。亚哈王乃与大马色的亚兰联盟,共抗亚述入侵。公元前854年,终于在亚兰境内奥伦梯河(Orontes)的嘎嘎地区,爆发了一场闻名当时世界的嘎嘎大战(Battle of Karkar)。据亚述碑刻记载,这场大战,北国亚哈出动战车二千辆,步兵一万人,亚兰参战步兵一万二千人,马队一千二百,连同其他介人的小国在内,联军数目超过五万人以上。这场战争,非常残酷,是一场死亡枕藉的大战,据载战场上死亡二万人以上,甚至奥伦梯河的河水为尸体所堵塞,河水断流。嘎嘎大战的结局是两败俱伤,两方都宣称取得了胜利。事实却是这场大战暂时阻止了亚述帝国对巴勒斯坦的入侵,而亚述撒缦以色的碑刻(现存英国伦敦博物馆)也记述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发生在亚哈末年的这次残酷大战,《列王纪》中却没有任何记载。

  嘎嘎大战结束,北国亚哈和亚兰的联盟也结束。贪婪的亚哈王想向亚兰索回暗利时代被亚兰侵吞的土地,遭到拒绝。于是转向寻求南国犹大王约沙法的帮助,这时南北两国关系良好,甚至缔结姻缘:亚哈王把女儿亚他利雅嫁给南国犹大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这两位“亲家”共同举兵征伐亚兰。他们不听先知米该雅的劝阻,不自量力投入战斗,结果亚哈王死于乱箭之中,犹大王约沙法侥幸逃命,免于一死(《王上》22:29~38)。北国暗利—亚哈王朝以下的二王是亚哈谢(元前854~853)和兄弟约兰(元前853~842),这个王朝结束后,代之而起的是耶户王朝。



二、耶户王朝的兴起

  耶户本是北国约兰王部下将军。这时南北国仍保持联盟关系,北国约兰和南国亚哈谢联合与亚兰王哈薛交战,约兰在战斗中负伤,南国亚哈谢前来慰问。在此良好时机里,先知以利沙遣人鼓动约兰的将军耶户发动政变,耶户率兵众到耶斯列擒拿正在一起的南国王亚哈谢与北国王约兰,两王仓促逃窜,先后被追杀(《王下》9:14~28)。

  这时,亚哈家族的余孽、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预知末日来临。当耶户来到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原文直译,应为画眉饰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王下》9:30)称耶户为“杀主人的心利冈,平安吗?”她故意把起义造反的耶户比作四十多年前北国一个弑君篡位,只作王七日的战车官长心利(见《王上》16:9~20),这自然大大激怒了耶户。于是他命令耶洗别身旁的两三个太监,把耶洗别从窗户口扔了下来,活活摔死,血溅墙上,未及葬埋,尸体被野狗吃尽,只剩头骨、脚和手掌(《王下》9:3~37)。接着,耶户血洗屠杀在撒玛利亚的亚哈家族70人和犹大王亚哈谢的家族42人。并用计诱杀在巴力庙敬拜巴力的人和祭司。毁坏巴力柱像,拆毁巴力神庙,改为厕所(《王下》10:1~28)。至此,耶户建立了北国以色列第二个时间最长的王朝,持续达九十九年,经历耶户、约哈斯、约阿施、耶罗波安二世和撒迦利雅五个王的统治,这个王朝称为耶户王朝。

  耶户以武力镇压和大批屠杀的手段巩固他的统治,但国内的暂时安定并不能免除外部的威胁。公元前842年,还是那位进行嘎嘎大战的亚述王撒缦以色三世再次越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巴勒斯坦,首当其冲的是亚兰王哈薛。这时耶户王采取忍辱求全的策略,以大量从民间搜刮来的财宝作为贡物献给亚述王,以求苟安于一时。现存英国博物馆内著名的亚述撒缦以色三世黑碑石,上端图案是耶户俯首屈膝于亚述王面前,等待亚述王伸脚踏在他的颈项上,碑文记有耶户进献的礼品,列有金碗、金杯、王笏、王杖、金银等。耶户王这桩屈辱事件,《列王纪》中仍未有记载。

  耶户死后,儿子约哈斯(公元前816~800)继位,国势不振,屡受亚兰欺凌。到儿子约阿施时,遵照先知以利沙的临终嘱咐,曾三次攻击亚兰,收回约哈斯时代失去的土地(《王下》13:14~19、25)。公元前785~746年间,亚述连续由三个弱王当政,国势下降,减少对外征付,因而巴勒斯坦得到苟安。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785~745年),登基为王,他充分利用亚兰、亚述两敌国衰弱的大好时机,大力收复失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据说这是亚米大的儿子先知约拿所预言的(见《王下》14:23~29)。耶罗波安二世还东征摩押,南部疆域扩展到死海之间。这样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了北国以色列所曾达到的最大疆域。北国由于外患暂时消除,国内经济也得以走向兴盛繁荣,只是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更加明显,富裕奢侈的生活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宗教内容的形式化,公平与公义也不再为人所重视。这时出现了先知阿摩司,他无畏地鞭挞耶罗波安王与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抨击社会公义道德的沦亡,预言以色列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覆灭的命运。

  耶罗波安二世死后,儿子撒迦利雅继位,只六个月就被雅比的儿子沙龙所弑杀,篡了他的位,至此维持将近一百年的耶户王朝宣告结束。



三、北国以色列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

  耶户王朝结束之后,以色列国又再度陷入争夺篡权的纷乱局面,最后的22年竟发生四次弑君篡权的王位争夺。沙龙试君耶户王朝末代王撒迦利雅,但一个月后就被米拿现所杀,米拿现以财宝投靠亚述,暂时维持残局。儿子比加辖继位也不过二年,就被部将比加刺杀。比加反亚述,很快就被亲亚述的何细亚所击杀。何细亚作为亚述的傀儡,成为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末代王(《王下》15:29~30)。

  公元前10世纪开始,亚述再度强盛,从10世纪到8世纪之间,国势有起有落。到8世纪下半叶,就重新走上向外征讨扩张的道路,亚述军队配备铁武器装备,成为古代西亚第一次出现的最有故斗力的军队。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Ⅲ 亦译“提格拉特帕拉沙尔”元前745~727)上台,标志亚述的中兴。他以下的两个亚述王是撒缦以色五世(Shalmaneser V 元前727~722)和撒珥根二世(Sargon Ⅱ 亦译“萨尔贡”元前722~705),他们都是镇压北国以色列,并最后灭亡以色列的凶残的亚述帝国统治者。

  亚述帝国在提革拉毗列色三世以前的对外征讨,采取的是大量掳掠财富,大批屠杀俘虏的政策。提革拉毗列色三世以后,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大,于是改变杀戮俘虏的办法,采取将俘虏变为奴隶劳动力的政策。例如征服亚兰后,将大批亚兰居民掳去吉珥(《王下》16:9);在灭亡北国之前,在比加年间,侵入北国北部地区,将居民掳去亚述(《王下》15:29),并分散在亚述的不同地区。为填补真空,又另从外地移民到以色列地。亚述采取如此相互移民,可达到防止居民叛乱的作用,由于不同种族的居民混居于生疏的异邦环境,在短的时期内,不可能团结一致,来组织武装叛乱。

  公元前727年,亚述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死去,以色列末代王何细亚错误估计形势,想凭借邻近埃及王梭(So)的力量,摆脱亚述的控制,结果蠢动失败。提革拉毗列色三世的继承者撒缦以色五世入侵,何细亚被掳走后,亚述军队继续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军民艰苦抗御达三年之久,直至撒缦以色五世死去。继任者撒珥根二世继位,一举攻陷撒玛利亚城,将大批以色列居民掳去亚述各地(《王下》17: 5~6)。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宣告灭亡。

  撒珥根二世掳走以色列民去亚述,又将外地的异族居民移人以色列地(《王下》17:24~33)。这些异族人带来异族的宗教、文化与习俗,久而久之,渐渐与留下的以色列人混杂通婚,于是产生了众多混血的后代。撒玛利亚为北国主要代表,因此这些人被称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为正统犹太人所鄙视,互相不来往。

  至于那些被掳到亚述各地的以色列各支派的人,他们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逐渐被当地的异族所同化,久而久之,被熔于一炉。这批被掳走的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就在历史上宣告消失,不复以单独的种族存在于世,这就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所谓的“丢失的十个支派”(The Lost Ten T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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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国犹大诸王更迭


  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南国犹大还继续存在了一百二十多年。南国犹大诸王基本上一脉相传,只有在公元前843年,发生了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篡位,实行6年的女工专政,是一个例外。原来亚他利雅是北国亚哈王的女儿,亚哈王为发展和南国的友好关系,把女儿嫁给南国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生了儿子亚哈谢。当耶户起来造反推翻暗利—亚哈王朝时,亚哈谢和北国另一个也名为约兰的王同死于耶户王手下(《王下》9:21~29),于是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起来篡夺王位,所以成为犹大国诸王中唯一不属于犹大支派、大卫王统系的女王统治。但为时不过六年,群众在祭司耶何耶大的策动组织下,杀了亚他利雅,仍拥立幸免于难的亚哈谢七岁的儿子约阿施为犹大王(《王下》11:l~21),又恢复原来犹大支派的系统。约阿施在位40年(元前837~798年,被部下刺杀,儿子亚玛谢继位,后来亚玛谢被叛党杀于外地(《王下》14:19~20),众民拥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元前780~740)为王,亚撒利雅就是著名的乌西雅王。



一、乌西雅王振兴犹大国家

  乌西雅王登基时,年仅十六岁,他在位四十年之久,是南国犹一个颇有建树的王。《历代志下》26章缕述乌西雅王的武功与内政、军事、生产等方面的建设。他大大扩展犹大国家统治的疆域,西面压缩非利士人到沿海南北一条狭长的地带,东面臣服河东的亚扪人,南边扩展到与埃及接壤的边界。更重要的是乌西雅王收复亚喀巴湾的唯一港口埃拉特(亦名以禄或以拉他)并加以建设,使犹大国控制了一个海外通航的优良港口。乌西雅王还注意国防建设,增强耶路撒冷的防卫能力。他在国家的南部边陲,兴建坚固的防卫据点。此外,乌西雅王重视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水利的建设,他自己喜悦农事,他的牲畜很多,为解决水源,他挖了许多井……。这一些都说明乌西雅王为振兴犹大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先知以赛亚和乌西雅王有很亲密的关系,据传以赛亚先知的父亲亚摩斯和乌西雅王的父亲亚玛谢王是兄弟,所以以赛亚和乌西雅王是堂兄弟的关系,以赛亚先知还亲手记录了乌西雅王一生的所作所为,(《历代志下》26:22)。当公元前740年,乌西雅王死去的同一年,以赛亚蒙召作先知(《以赛亚书》第6章)。



二、希西家王清除异教,维护国家的独立

  乌西雅王死后,儿子约但只在位五年,传给亚哈斯王。亚哈斯王投入亚述怀抱,采取彻底亲亚述的方针。为表示他对亚述王的忠诚,他大兴亚述宗教之风,亲自到大马色临摹亚述神庙祭坛的样式与规模,把图样带回耶路撒冷进行仿建。亚哈斯王亲亚述的路线极不得人心并受到先知以赛亚的严厉谴责。亚哈斯死后,儿子希西家继位,他是犹大重要的王之一,当政期间(元前720~692年),国中出现亲亚述派和亲埃及派两个集团。亲埃及派的认为埃及是近邻,对发展经济与贸易有利,更由于远水救不上近火,靠拢埃及比投靠亚述更有实际利益,这一派主张削减对亚述的纳贡。希西家王偏向靠拢埃及,但为维护国家的独立,表面地持中立态度。这时先知以赛亚态度明朗,他忠告希西家王不要倒向埃及。他以耶和华的名义宣告说:“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l~3)。希西家国中一些人认为埃及马肥人壮,实力雄厚,是可资信赖的,主张倚赖近邻没有错误,既不求问耶和华,也看不到亚述力量的强大。先知以赛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哉!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以赛亚书》31:1~3)。

  公元前705年,亚述王撒珥根二世在一次与臣属小国小规模的战役中意外死亡,儿子西拿基立(Sennacherib元前705~681)继位。西拿基立不满犹大国不执行亲亚述的路线,兴兵问罪,希西家虽尽力以财宝进献西拿基立,仍未能奏效。西拿基立大军扫荡犹大城池,元前701年继续围困耶路撒冷。西拿基立此次军事行动在现今仍保存在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西拿基立圆柱碑上有清楚地记载。碑文称亚述王西拿基立攻取犹大46座设防城池,掠获战利品无数,并且把犹大王希西家象一只鸟关在耶路撒冷的鸟笼里(见巴顿著《考古学与圣经》第472页)。至于亚述王西拿基立这次围困耶路撒冷的结果却令人惊讶。因为西拿基立的围城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外突然大批死亡,使得西拿基立不得不仓皇撤退。这件奇迹在《以赛亚书》37:33~38,《列王纪下》19:32~37都有相同的记载说:“亚述王(指西拿基立)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而亚述军队大批死亡的奥秘是:“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发生在公元前700年的这件历史奇迹,历史学家和解经学家各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最早的是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元前484~425年),他解释说是由于亚述军营中发生了老鼠疫病(即鼠疫bubonic plague)。这是一种曾在世界流行的急性传染疫病,能够在极短时间里,使人群尤其是群居者,大批染疫而倒毙死亡。而当年亚述的围城军队,一旦发生鼠疫,实无法进行隔离,必然导致成批死亡。这就是圣经所记的“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击杀”的结果。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科学的”合理解释被人们广泛接受了。

  亚述王西拿基立大肆蹂躏。掳掠南国犹大的时候,南国又出现一位先知在进行艰苦的工作,他是元前八世纪的第四位先知弥迦(元前725~690年)。弥迦亲眼目睹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众支派居民被掳往亚述的惨状,他结合南国犹大内外情景,预见犹大国的将来也必然要象北国以色列一样遭到覆灭的命运。他发出了“锡安必被耕种象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象丛林的高处”(《弥迦书》3:12),这样耸人听闻的警言。虽然弥迦先知的预言将会引起多数是当权人物的愤怒与反感,但当时在位的希西家王并不勃然大怒,而是泰然处之,据载希西家王敬畏耶和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废去异教邱坛,毁坏柱象,砍下木偶,更有意义的,他以无畏的精神废除摩西时代所造的铜蛇(《王下》18:3~4)。面对弥迦先知的警告,希西家王仍“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因此“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见《耶利米书》26:18~19)。希西家王之后,南国犹大又继续存在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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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约西亚王的宗教革新运动

  亚述西拿基立王死,子以撒哈顿(Esarhaddon元前681~668)继位。以撒哈顿对巴勒斯坦诸小国采取安抚、怀柔的政策,而毕其全力对付埃及。元前673年,经过几次战役,攻占埃及孟菲斯城,完成对西亚地区和埃及的控制。犹大国接续希西家王是玛拿西王(元前692~638年),在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始终臣服于亚述。他背弃希西家王的路线而效法祖父亚哈斯,继续引进亚述的宗教规章、礼仪,兴建异教邱坛,而这些邱坛与亚舍拉象正是他父亲希西家所毁坏的。《列王纪下》21:16记:“玛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许多无辜人的血之中,据说就包括了先知以赛亚的血。旧约外传中有一卷书称《以赛亚殉难》,记载犹大希西家王死后,玛拿西上台,开始作恶多端,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在耶路撒冷全城,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参见《王下》26:16),以赛亚先知被迫退居山林,禁食祈祷。这时有撒玛利亚人的假先知向玛拿西密报以赛亚的行踪,以赛亚先知因而被捕,玛拿西王悍然将以赛亚先知施行锯刑,以赛亚从容就义,在安静中被锯锯死。以赛亚先知在残暴的玛拿西手下受难,被认为是有根据的历史事实,新约《希伯来书》11章记述历代被害信徒的英雄事迹时说:“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希伯来书》11:36~38),其中的“被锯锯死”显然是包括了以赛亚先知在内。

  亚述王以撒哈顿之后,亚述帝国最末一个强大的王是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元前668~626),旧约中名为“亚斯耶巴”(《以斯拉记》4:10)。在他在位期间,玛拿西王曾有一次叛离事件,亚述王把他俘走,后来得到宽大释放,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历代志下》33:10~20记载这个事件的始末,说是玛拿西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希西家所拆毁的邱坛,又为巴力筑坛,作木偶,敬拜事奉天上的万象……,玛拿西王不顾耶和华的警诫,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即亚述巴尼拔)的将帅来攻击玛拿西王,用铙钩钩住玛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走。至此玛拿西幡然悔悟,在危难之时,恳求耶和华,在上帝面前极其自卑,于是上帝允准玛拿西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继续为王。从此玛拿西王改弦更张,宗教上在耶路撒冷除掉外邦人的神象与耶和华殿中的偶象,拆毁异教神坛,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事奉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军事上巩固耶路撒冷城防,沿城构筑高墙,并设立“勇敢的军长”负责防守。玛拿西此次被俘的惨痛经历和他幡然改悔的实际行动,旧约《次经》中保存玛拿西的悔改自卑祷文,称为《玛拿西祷言》。全祷文共15节,其中有如下虔教自卑的忏悔词句:“全能之主啊,在你大慈大悲中,你向那些悔罪者,许下宽恕与救助。你是义人的上帝,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忏悔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没有得罪你,可是对于象我这样的罪犯才需要忏悔,我犯的罪孽超过海边的沙粒……我自身的罪孽将我压垮,我今在深深的谦恭中,祈求你的怜悯,求你切切不因我的罪毁灭我身,切切不要储存对我的惩罚,求你将宽恕怜悯赐给我。我此生此世要永远赞美你。”玛拿西王的悔改得到赦免,他先后在耶路撒冷作王长达55年。玛拿西死,子亚们继位,只一年被杀,群众立他的儿子约西亚为王。

  约西亚王作为一个被称誉的好王,宗教大革新运动是他在位时的一大功绩。十多年之后,即公元前608年,约西亚王在一次与埃及法老尼哥的军事纠葛中意外阵亡。此事件在《列王纪下》23章29~30的记载极简单,只说:“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而《历代志下》35章对此事件稍加诠释说:“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伯拉河的迦基米施,约西亚出去抵挡他,他(尼哥)差遣使者来见约西亚说,犹大王阿,我与你何干,我今日来不是要攻击你,乃是要攻击与我争战之家,并且上帝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上帝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上帝是与我同在,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不听从上帝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争战,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罢,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上了次车,送他到耶路撒冷,他就死了”(《历代志下》35:20~24)。以上说明了约西亚王本不应介入埃及与亚述这两大国的纷争,他没有持守中立,而采取倒向亚述的行动是错误的。因此时的亚述已日落西山,奄奄一息,已临近彻底灭亡的末日。约西亚王此次的“殉葬”举动,结果是自取灭亡,是“不听从上帝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是“干预上帝的事”(《历代志下35:22)。约西亚王的不幸阵亡,整个耶路撒冷人都为他悲哀。据《历代志》所记,先知耶利米为约西亚王作了哀歌,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这歌载在哀歌书上(见《历代志下》33: 25)。旧约圣经中有《耶利米哀歌》一卷共五章,但按内容看,这五首歌纯为哀悼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遭到毁灭的哀歌,并非耶利米哀悼约西亚王阵亡的哀歌。耶利米先知为约西亚王所作的哀歌并没有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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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国犹大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

  公元前626年,亚述王亚述巴尼拔死去,亚述帝国开始走向衰亡。这一年闪族边勒底人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元前626~604年)占领亚述的南部领土,建立新巴比伦王国,日渐强大起来,并开始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攻占亚述首都尼尼微城。

  公元前605年,埃及法老尼哥进兵西亚,占领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尔赫米什(Carchemish亦译迹基米施,见《耶利米书》46:2),直接与新巴比伦发生正面冲突。此次大战,埃及纠合残存的亚述军队参战,这场有名的卡尔赫米什(迦基米施)大战,埃及、亚述联军被新巴比伦彻底击败,埃及残军撤回埃及,而亚述帝国至此(公元前605年)宣告灭亡。

  公元前605年,亚述灭亡之后,犹大国仍暂时处于埃及控制之下。公元前608年,约西亚王死后,儿子约哈斯曾继位三个月,埃及法老尼哥废黜他,立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元前608~597)为王。约雅敬初期顺服投降埃及,缴纳贡银,《列王纪下》23:35记:“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指埃及尼哥)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征收金银,按各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但此时新兴的新巴比伦最强大的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 Ⅱ 元前604~562)已经上台,他逐步在西亚舞台上取代埃及的势力范围,并从埃及手中夺取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列王纪下》中有一句很简单的记载:“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

  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了去”(《王下》24:7)。既然新巴比伦势力已取代埃及,因此犹大约雅敬王被迫转而臣服尼布甲尼撒,但他随时伺机背叛。此时先知耶利米预见约雅敬王将给犹大国带来危险的灾难,目睹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虎视眈眈,犹大国家危机四伏。他因此忧心仲忡;不禁痛哭流涕,奔走呼号。先知预告“圣殿必如示罗,耶路撒冷将变为荒场”(《耶利米书》26: 6、9)。耶利米先知的大声疾呼,不但不被重视,反而几乎为此引来杀身之祸。他被捉拿后,由于先知的同情者引证百年前弥迦先知类似的预言为例,才使耶利米幸免一死(《耶利米书》26:1~19)。另一无辜敢于直言的先知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照着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结果约雅敬穷追不舍,从埃及把他抓回归案,终于被处死(《耶利米书》26:20~24)。

  约雅敬王忠于埃及反叛新巴比伦的行为,导致尼布甲尼撒进攻犹大,围城之中,约雅敬王猝死,儿子约雅斤王继位。面临强敌围城,他也不能进行抵抗,只得率臣仆、首领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列王纪下)记载这段事实说:“当他军兵(指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斤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就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王下》24:11~12)。此次事件中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洗劫耶路撒冷王宫与圣殿的财富,并将约雅斤王和其家族,宫庭上层人士、官兵和技术人员等一万多人作为战争俘虏掳到巴比伦去(《王下》24:1~16)。巴比伦第八年,尼布甲尼撒王掳掠耶路撒冷,俘去的约雅斤王和众民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97年,这是犹大国灭亡前奏的第一次被掳。

  公元前597年事件之后,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斤叔父,也就是约西亚王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为犹大国看守的王(《历代志上》3:15,《列王纪下》24:17)。西底家王头四年安份守己,不敢造反。但以后西底家王经受不住多方面的鼓动,不听从耶利米先知审时度势提出的劝阻(见《耶利米书》27章),终于在公元前588年,背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再度出兵围困耶路撒冷,守城官兵奋起抵抗,坚持了两年之久,耶路撒冷城发生饥荒,在公元前586年四月初九日(相当于公历七月)耶路撒冷城陷落。西底家王弃城逃跑,在耶利哥附近被巴比伦追兵捕获,被带到巴比伦王之前受审,众子在他眼前被杀,西底家王被剜去眼睛,带去巴比伦。巴比伦的军兵再次掠走圣殿财宝器物,包括金银甚至铜器都掠去了。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放火焚烧圣殿、王宫、民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将城中居民,除留下些最贫穷的人外,都尽数掳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公元前586年,犹大的第二次被掳。此次耶路撒冷城圣殿被毁。众民被掳事件,旧约圣经中有三处留有类似并稍有不同的记载(见《列王纪下》24:17~25: 21;《历代志下》36:11~21;《耶利米书》52:1~11)。根据《耶利米书》52:30所记,除上述犹大的两次被掳外,在尼布甲尼撒第二十三年,即相当于公元前581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又来掳去犹大人七百多名,应列为犹大的第三次被掳。

  公元前586年,犹大末王西底家的反叛,导致犹大国家的灭亡和众民被掳去巴比伦。这一年代表犹太历史分国时期的结束,众民被掳去巴比伦异邦,历史上称为“巴比伦囚虏”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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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分国时期的先知


  希伯来民族史的分国时期指从所罗门王死后,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犹大于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这一段长达三百五十年的历史(约公元前933~586年)。

  分国时期这三百五十年时间是先知辈出的年代。旧约中著有书卷的先知约占半数以上属于分国时期的先知。他们在此时期内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他们并非单纯是宗教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政治、社会的人物。他们对分国时期里的国家政治、社会和宗教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先知”的含义

  “先知”一词,希伯来文读作“那弥”(Navi),其语源的动词词根是“讲预言”(to prophesy)。他们既能讲未来的预言,于是汉语译为“先知”,英语为prophet。因此“先知”者,其含义为“说预言的人”。他们是受耶和华神灵的感动,成为“受灵感的人”,而作为耶和华的代言人,发出警世的预言,宣布耶和华神的意旨和他对罪恶的谴责,预告他的审判与将降下的灾难等。先知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表现各不一致。有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进行宣讲;有的苦口婆心,规劝训勉;有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甚至流泪嚎哭;还有的以世人所不易理解的动作,现身说法。尽管表现与工作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目的不外乎要矫治宗教上的走人歧途,要树立社会高尚伦理道德之风,要挽救民族国家陷入危亡之境。公元前九世纪之后三百多年的时期里,正是以色列犹大统一国家陷于分裂,耶和华的宗教遭受异教之风渗透,社会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之时,在国家面临强敌压境,随时可能入侵的情势下,于是耶和华的先知一个个应召而出,根据他们各自接受的灵感执行其时代的使命。



二、从以利亚和以利沙到阿摩司

  当北国以色列的暗利—亚哈王朝时代(公元前887~854年),在亚哈王与其异国王后耶洗别的残暴统治下,其在政治上,宗教上的倒行逆施,使得坚持耶和华信仰,主张廉洁政治的师徒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应时而出。以利亚先知不避危险与拜异教巴力的先知进行反复的斗争(《列王纪上》第18章)。以利亚先知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利沙先知,继承以利亚的工作,他立意推翻多行无道的暗利—亚哈王朝,支持新耶户王朝的建立。他在旧王朝中物色了掌握兵权的耶户将军,鼓动他发动军事政变而推翻了亚哈的王朝,并斩尽杀绝旧王朝家族并清除耶洗别所引进的异教势力。公元前八世纪六十年代,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当权的年代,出现了社会贫富的显著两极分化和伦理道德沦丧的败坏现象,宗教上则表现注重仪礼,徒有虚伪的形式。这时原以牧羊为职业的阿摩司出现于繁华一时而罪恶充斥的伯特利,他面对当权的宗教祭司慷慨陈词,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人,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司书》7:14~15)阿摩司先知无畏地抨击耶罗波安的国家政策,暴露社会的真实情况,说富豪“舒身躺卧在象牙床上,吃羊羔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而穷人却为一双鞋被卖为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阿摩司书》2:6~7;6:4~5)。此时的耶和华的宗教变成只注重仪式礼仪和形式,弃绝公平与社会正义。阿摩司作为耶和华神的代言人庄严宣布:“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1~24)阿摩司先知以他的公平与公义的主张因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是“公义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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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西阿先知

  何西阿是和阿摩司同时代的先知(公元前750~735之间进行工作),他所宣扬的是上帝始终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以自己家庭夫妻的悲剧来扮演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和教训:先知的妻子歌篾生有三个儿女,但她却另有所欢逐渐堕落为娼,离他而去。虽然如此,先知何西阿仍不忘情,仍不改初衷而爱着她,后来竟愿出赎价把她从堕落深坑挽救回来。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目的在引出一个“不渝的爱”的教训,这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忠贞爱神。但以后却背弃耶和华而去敬拜异神,正如妇人不贞堕落一样,但耶和华仍不抛弃他们,仍期待他们一朝改悔,耶和华以赎价把他们赎救回来。何西阿先知就是以此生动的例证把神人之爱比作夫妻之爱。这种比喻所代表的观念,以后延伸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是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教会被比作是基督的新妇(见《新约·以弗所书》5:22~25)。何西阿先知教训的中心是强调上帝慈爱的属性,“慈爱”一词,希伯来文读作“哈赛德”(hasad)、它的含义不是指世人之间的爱,而是包含着慈爱母亲对婴儿的爱怜与照拂,是一种极纯洁的爱,它包含着一种怜恤、良善与虔诚的素质。上帝喜爱人都具有这种素质,他喜爱这种素质甚于献给他的许多祭物。因此在《何西阿书》6:6说:“我(耶和华)喜爱良善,不喜悦祭把。”“良善”一词原文即“哈赛德”,而“良善”一语尚不足表达“哈赛德”较深的内涵。圣经底注为“良善”亦可译为“怜恤”,实则亦可译为“慈爱”,即如上帝爱世人的那种“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故亦被称为“爱的先知”。



四、以赛亚和弥迦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出现的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赛亚(公元前740~701年作先知)。以赛亚出身王族,他与南国乌西雅王是堂兄弟。乌西雅王在其长达四十年的当政期间,在内政外交、军事与农业建设上颇有建树。在宗教上虽还没有根绝异神的影响,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使耶和华的宗教在国中居主导地位。乌西雅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就在这同一年,以赛亚感悟自己身上负有的使命,他开始了持续近四十年的先知活动,他以耶和华神代言人的身份宣布上帝对会罪恶的严厉谴责。以赛亚对南国犹大哈斯王亲亚述的路线持强烈反对态度,亚哈斯王为讨好亚述王而大兴亚述异教的举动使先知痛心疾首。以赛亚先知的主张是上帝的圣洁。“圣洁”既包括宗教上的虔诚,诚实无伪,也包括人间伦理道德的善行与清洁无疵。以赛亚先知主张人们不仅要弃绝恶行,自我圣洁,圣洁的具体行动还应寻求公平的行为,为孤苦无告的人伸冤辨屈。先知的一句名言为:“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耶和华)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 16~17)。以赛亚先知以主张“圣洁”著称,故亦被称为“圣洁的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的第四位先知是弥迦(公元前725~690年间工作)。弥迦先知出身于耶路撒冷西南迦特附近的山区,和以赛亚先知虽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也不能证明他们两人曾经见过面,但两位先知的言论与所发布的信息,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特别对社会罪恶的谴责和对贪官富豪的揭露和谴责,许多言词犹如出自一人之口。例如《以赛亚书》5:8~12与《弥迦书》2:1~5,即为明显的例子。此外,以赛亚和弥迦两位先知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与美丽的远象,我们都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2~4和(弥迦书》4:1~5),这是旧约圣经中歌颂世界和平的脍炙人口的诗句。

  弥迦先知和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三位先知一样,强烈反对空具仪式的献祭就能够赎罪,就能够博得上帝的欢心。他尖锐指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迦书》6:6~8)弥迦先知在此并没有个人独特的主张,他综合阿摩司先知的公义,何西阿先知的慈爱、怜悯,与以赛亚先知的圣洁、谦卑的心的教训,指出上帝眼中的善和对世人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公元前十世纪开始的南北分国时期里,从以利亚、以利沙两位先知,以至公元前八世纪留有书卷的四位著名先知,他们最大的贡献都在于确立了独尊耶和华一神的信仰,坚决毫不妥协地与异族神的崇拜与习俗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进而昭示这位独一神所有的重要属性,这位独一上帝不是早期所表现的是复仇、惩罚、嫉妒的神,而是满有慈爱、怜悯、良善、信实、公义、和平的神。具有这些基本属性的神,他对世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的要求也自然是这些属性的体现,就是回到弥迦先知所综合的结论上来,即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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